文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要避免将具体现象 文化化 或 伊斯兰化 。重建身份和选择性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表征之名的做法，似乎在违背欧洲基本的民主价值观。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提到，那种陈旧的文明二元对立观制约着人们的大脑，简单地构成了极端谬误的等式：恐怖主义=伊斯兰=阿拉伯，是恐怖主义符号扩大的一个魔咒。下山摘桃的 伊斯兰国 宣称，打击了 基督教欧洲 ，进行了 伊斯兰圣战 ；而在受害者欧洲，不论左派还是右派，不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基督教领袖，都宣布进入了反恐 战争 ，虽然没有人政治不正确地提出反伊斯兰 战争 ，但为了反恐安全，30多个沿海城市发布了对布吉尼泳衣发布禁令，部长们就此争吵不休（8月底法国最高行政院发出 禁止无效 的法令）。此外，停止外国资金修建清真寺，移民问题引起的争论，英国脱欧公投的自我折合，以及土耳其局势及其与欧洲的关系等等，闹剧与悲剧粉墨登场，整个欧洲都显得不知所措。

世俗化现代社会的公共理性和信仰自由的包容性，曾一度解决了上述问题，而厄运之下，人们自动地蛰伏到文化的、宗教的和种族窠臼之中 冷战以后多元主义的良好愿望，导致了文化相对主义，不但引起价值多元的选择困境，还被各取所需地加以利用，加之数字化工具和 自媒体 的快速传播，进而出现了价值虚无的混沌星空，人们甚至焦虑地提问：我们是否失去了善恶判断的标准。恐怖主义挑战着每个人的人性底线。

现代大屠杀与后现代恐怖主义

直到二战结束前，希特勒德国 最终解决 了3000万犹太人，使这个数千年遭受歧视与迫害的 无民族的民族 几近消亡。社会学家鲍曼严峻地指出，尽管有众多关于大屠杀的著述，但却没有从 现代性社会模式 本身进行反思和批评。最令人畏惧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大屠杀为什么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德国？人们必须痛苦面对的是： 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仅是人类进步坦途上的一次偏离，远不仅仅是文明社会健康肌体的一次癌变 ， 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一个对立面 。 事实上大屠杀的每一个因素都是 正常的 正常 指的是完全符合我们所熟悉的文明、它的指导精神、它的精髓、他内在的世界观等等 正常 还指追求人类幸福和完美社会的正确方式。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采用了现代化最先进的技术、最严密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管理、最工具理性的个体计算和服从，并在国家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对元首的忠诚中得以实施，是现代文明自身的逻辑结果，那么21世纪的恐怖主义则是现代文明的物极必反，是文明的野蛮化。恐怖主义既延续了灭绝人性的道德冷漠、种族主义的仇恨和自我牺牲的狂热，又体现了数字化后现代的自组织、无整合、无边界、共时性的特点。这就使我们可以勾画出一幅恐怖袭击得以呈现的背景关系图：尖端的技术工具与道德伦理意识的缺失；多元价值在共时的网络空间快速互动却倾向于求异去同或屏蔽共同的源泉；冷酷的理性导致人们对神性的渴望却拒绝人性的觉醒；松散自由的个体却被官僚机器严密监视管控，历史的碎片被杂乱地拼凑再生产出不可理喻的历史假象 这里潜藏着那种本雅明所说的 惊惧 ，来自一种 站不住脚的 历史理解，鲍曼阐释到：诸如人性可以压倒兽性，理性可以制服残酷，现代社会体现了道德化的力量等等在现实中站不住脚的陈述。难道就听任兽性压倒人性吗？文明的野蛮化是如何发生的？

黑洞中的 他者

以地中海为中心，欧洲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文化相互渗透，造就出辉煌的超文化遗产，其重要性远远高于人们所了解和承认的程度，包括拥有共同的哲学、科学、宗教源泉。他们有过和平共处的历史，也曾在反法西斯过程中的并肩战斗，今天则需要一起度过叙利亚战争引起的难民潮危机，并一起抵抗恐怖主义袭击。令人无限伤情的是，人类好像天生好斗，而选择性记忆又将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省略为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帝国的刀剑扩张和伊斯兰国的恐怖屠杀。

我们发现，欧洲公共领域近年来的讨论开始发生一种移动，从原来热闹的民主政治或全球经济论域，越来越多地转向文化和宗教讨论，同时还有 超现实主义 的历史投射 欧洲在寻 根 ，人们强调 希腊-罗马 和 犹太-基督教 传统，或简称 希腊和基督教 传统。在这种重新定义欧洲身份的话语中，人们不再提 印度-希腊传统 ，当然也少有人提起我们可以命名为的 阿拉伯-希腊传统 ，即阿拉伯人对古希腊传统的千年继承和中世纪伊斯兰学者将其传播到欧洲的伟大贡献。还有，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人士，他们都不提伊斯兰教来自基督教的渊源。

出生在瑞士、祖籍埃及的伊斯兰著名学者，牛津宗教学教授拉马丹在 欧洲之根 一文中写道：我们曾经自称欧洲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瑞士人，或与祖籍相联称为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突尼斯人，从某个时候开始，我们被统称为 阿拉伯人 或 穆斯林 3，同时 伊斯兰 成为欧洲的 他者 。在很多演员、知识分子、政客或宗教人士那里，伊斯兰成为他们自我定义的镜子。 消极筛选历史、欧洲寻根和伊斯兰及穆斯林贡献变成欧洲历史中的 黑洞 很值得深思 。正是这种现状令人担忧，欧洲历史演变和欧盟建设进程中所体现的多元统一的世俗人文价值和社会、政治的整合雄心，似乎开始动摇。而这个过程是危险的，因为这是一种双重化简：对欧洲历史的肢解和对当代欧洲穆斯林的身份扰乱，并对他们 欧洲公民 身份的拒绝，后者对穆斯林青年的伤害最为严重，甚至成为他们激进化的原因之一。

穆斯林学者和知识分子在科学、法律、哲学和宗教方面带给欧洲的贡献都遭到忽视，在集体记忆中和在教育内容上都一样，从中不难看出在自我建构中的一种意识形态选择。

我们仅举例说明文化思想同源的体现：

塞内加尔大希腊时代专家奥马尔 桑卡尔教授的研究，指出了《古兰经》与希腊神话故事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激起了双方的宗教人士、传教士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愤怒）。欧洲人津津乐道的，是12世纪著名的伊斯兰哲学家阿威罗伊，称其为 那位像我们一样的理性主义者 。他原名伊本 鲁世德，同时也是法学家、医学家和神学家。他支持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认为一切现象都遵从神创造的自然规律，而不是因神的意愿而发生。他对亚氏思想和著作进行的全面注释，是12、13世纪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基础文本，对其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欧洲学者几乎完全忘记了亚里士多德，其著作的拉丁文本多已失传。13世纪后，得益于伊本 鲁世德，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才重回到了欧洲人的视野中，深刻影响了西方哲学。他也因此被称作 西欧世俗思想之父 。

伊本 鲁世德对犹太教哲学有着长久的影响，吸收其思想的犹太哲学家包括迈蒙尼德。基督教学者中，巴黎大学的哲学家托马斯 阿奎那吸收了他的思想。阿奎那对伊本 鲁世德不称其名，而是称 注释者 ，以示尊敬。在神学理论上，伊本 鲁世德主张在伊斯兰教法下，进行哲学思考是合理的，哲学与宗教之间本质不冲突。他31岁时写了第一部作品，毕生著述80余部。

从8世纪初到14世纪末，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如同欧洲中世纪的灯塔，数十位著名学者群星汇聚，他们不仅在欧洲大陆生活，从事科学、哲学、法律和政治研究以及艺术创作，而且长达数世纪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思想、精神和行为方式。欧洲中世纪被习惯地描绘为 黑暗时代 ，因为在中学教科书中，甚至在大学讲堂上，这些辉煌的科学和思想明灯都被屏蔽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遗忘不只是欧洲本身的问题，也是伊斯兰思想界自身的问题。以亚里士多德的 注释者 伊本 鲁世德（阿威罗伊）为例，他曾对12世纪阿拉伯文出版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著作做了全面注释，著作等身，却在阿拉伯世界被人们遗忘，直到19世界才重新被阿拉伯世界发现。当时正值 阿拉伯文艺复兴 （不幸的是同时也出现了极端的圣战萨拉菲主义），他的思想激发了理性、改革和解放的思潮，人们注重其作品中强调的学者实践哲学并研究上帝创造的自然的必要性，在这一前提下，他敦促世俗科学研究，包括逻辑学、物理学和医学。

阿拉伯哲学家伊本 鲁世德

800年同体异质的后倭马亚王朝，是欧洲有史以来唯一的伊斯兰政权，却为欧洲世俗理性和现代科学不自觉地做了准备，其学术成就也深刻影响了中世纪时期犹太教、基督教哲学家，甚至形成了以伊斯兰哲人为精神领袖的 阿威罗伊学派 （那时无人担心 伊斯兰化 ，或心悦诚服地 伊斯兰化 ）。在今天，人们担忧 伊斯兰化 的精神状态中，欧洲首先可以敞开这扇历史大门，重新定义，将中世纪欧洲伊斯兰学者的学术贡献不再视为 外源性 的引进，而是当成内源性的欧洲文明之根的一部分。

符号纠结

文明社会常常成为自己建构的符号的牺牲品。年鉴学派著名史学家乔治 迪比谈 表征 ，将其视为社会组织的 肢体 、 潜在解构 和 简单图像 ，它为不同象征体系的过渡护航。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本来是三教同源，却似乎天生敌对，后者拒绝接受前者（或者说因为不完全认同前者才分道扬镳）。这个同体异质的他我，既是继承者又是征服者，历史轨迹显示的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一段强势的扩大期，以此强化自身的生存和扩展。然后是必然的衰落，然后是符号重建的尝试。

在欧洲大陆，犹太人在遭遇千年迫害后几乎被纳粹灭绝，于是伊斯兰替代犹太人成为欧洲的 他者 。但他们不同的历史和记忆，造成了不同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模式，犹太人失去国家长达数千年，作为 非民族 的民族，一直逃亡在阈限空白带，富有却没有荣耀感，有的是 受害 心理和接受 无价值的生命 的标签，并将 受害者 作为自己的身份证。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 天生就是世界大同主义者 ， 他们对 人类价值 人本身 、普遍主义（因而是不爱国的）口号有着令人愤怒的偏好，并倾向于在此偏好中体现他们外在于国界的地位。

而阿拉伯人拥有过举世无双的奥斯曼帝国，有生而所属的民族共同体，有理性主义的古希腊文明底气，有800年黄金时代记忆的自豪，还 成功 地将基督教世界保持为 敌人 。为此代价是沉重的：共有的历史被埋没或被选择遗忘，牺牲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无数动人时刻，遮蔽了从中收获的丰厚果实。所以伊斯兰思想家拉马丹大力推动的是重新呈现历史的真实过程，照亮黑洞，建构欧洲穆斯林的公民意识。

以 文化权利 的正当理由，由外国资金赞助建起了带宣礼塔的清真寺，而它承载的伊斯兰象征意义却直接触动街区居民敏感的神经。2013年7月10日，从格林纳达清真寺的宣礼塔中传出了召唤信徒祈祷的声音。报道说，这是伊斯兰政权离开近500年后祈祷召唤再次响起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1998年的一次公众集会上吟诵到： 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我们的圆顶头盔，宣礼塔是我们的刺刀和重视我们的战士。 将宣礼塔阐释为 刺刀 ，算是符号建构中的一种新意，象征着伊斯兰力量这一点没变。不过，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宣礼塔并非伊斯兰符号，而是从基督教堂钟楼直接借用过来。先知穆罕默德曾创立一个信条，反对阿拉伯沙漠的贝都因人建造规模宏大的建筑，认为 真正吞噬信徒财富而且无利可图的事就是建设 。

那时，强大的伊斯兰国家正在准备称霸世界，但此后的直到他去世的20年间，先知穆罕默德只在麦地那和科巴建立了两个结构简单的清真寺。据说，雨水从麦地那清真寺的屋顶漏下来，当同伴询问是否修缮时，穆罕默德回答说： 不，清真寺应该简单谦卑，像摩西的一个摊位。 显然，这样结构的清真寺无法在顶部加宣礼塔。事实上，宣礼塔是在穆罕默德死后80年才在 无神 的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瓦利德一世主持下，第一次修建的，其造型华丽、优雅，模仿教堂钟楼结构，可谓冒传统之大不韪。但征服了西部基督教世界的倭马亚帝国需要豪华的宫殿、高耸的宣礼塔（虽然先知明令禁止）以显示伊斯兰宗教和政权威力，并用它来声明伊斯兰教凌驾于基督教之上。破空而起的宣礼塔于是成为伊斯兰力量的座标。加之每天5次诵经，象征信徒的忠诚，也象征着对异教徒的召唤。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当政客在推动社会政策和革新时缺乏创意和勇气，他们就会在网上冲浪查看 民意 ，并最终将社会问题符号化，转移成 文化的 或 宗教的 问题。例如目前的 伊斯兰化 威胁。通过直接或含蓄的表达，他们就在社会问题，如暴力、边缘化方面与个体文化或宗教方面之间建立起联系。政治主张出了故障，他们就发展出了一套政客和民粹主义的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最危险的，是穆斯林公民自己也陷入此类说教的圈套，以为问题不是出自政治，而在于宗教和文化。又因为宗教和文化归属感，他们会感到注定被边缘化，甚至像犹太人一样，形成受害感并放弃期待。

文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要避免将具体现象 文化化 或 伊斯兰化 。从社会和政治向文化和宗教的符号移动，无法对社会和政治方案提出公正和平等的政策。执迷于身份问题并将讨论转移到 价值 、 文化 或 文明 这些概念上，欧洲社会就会回避法制国家、平等待遇、支配的客观关系、经济和社会的少数族群化和边缘化、政治歧视、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等问题。以重建身份和选择性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表征之名，欧洲似乎在违背其基本的民主价值观。

内部 恐怖主义 的真正病灶

2015年1月7日《查理周刊》大屠杀后，恐怖主义变成一种生活现实，恐怖犯罪变成了一种 政治事件 ，因为它把知识分子的空谈变成民众忧虑的一个存在问题：伊斯兰教和恐怖暴力之间有什么联系？穆斯林在法国的位置将发生什么变化？这是一个存在的问题，因为法国社会的凝聚力针对穆斯林出现松动，至少在人们心中罩上了阴影，伊斯兰恐惧症使人们再次关注社会学家阿兰 图罕提出的问题：我们是否还能与穆斯林共同生活？

因为恐怖袭击的制造者是来自社会内部的青年。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走上对生命进行杀戮的极端行动？政治学者奥利维尔 罗伊在2015年11月13日巴黎大屠杀之后在《世界报》上发表了题为 圣战是一代人虚无主义的反叛 的文章，他写道： 法国在战争！也许吧。但针对谁？反什么？伊斯兰国并没派叙利亚人到法国发动攻击以阻止法国政府对它的轰炸，它只是借用了法国激进青年的储备。无论在中东发生什么，这些青年都是异端，他们寻求一个理由，一种标签，一个惊人的故事，在上面加上他们个人血腥叛乱的签名。伊斯兰国的灭亡将不会改变这种反叛。自1996年以来，我们面对的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现象：有两大类激进的法国青年，他们是穆斯林移民的第二代和皈依伊斯兰的 纯种 法国青年。法国的主要问题不是叙利亚沙漠，噩梦般的哈里发就像海市蜃楼一样，迟早会蒸发掉；法国的问题是青年的反叛。

现实的社会不公造成青少年的绝望，以至于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就做出参与恐怖袭击的决定。目前的恐怖袭击多以伊斯兰圣战的名义进行，而事实上并非全然如此，罗伊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解视角，从舆论中的 伊斯兰激进化 转向 激进的伊斯兰化 。这些青年 孤狼 中的大多数，之前生活在条件恶劣的社区，贫穷、失学、轻罪惯犯、就业歧视是他们生活的常态；监狱关押经历经常会触发他们从社会边缘化向宗教激进化转变 因此，罗伊指出：必须治疗的是激进化，而不是伊斯兰教本身。

假如我们想改善社会的共同生活，就必须遏制贫困和排斥，给人们提供有尊严的生存条件，大力进行教育模式和内容的革新，减少就学排斥和开放 共和国失地 等等。如何重建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命运共同体，欧洲的未来，举步维艰。

（作者系旅法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