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3月17日晨，为了争繁华路段的停车位，安徽蚌埠的人力车夫发飙了。他们数百人联合行动，捣毁了新民、凤阳等七家汽车公司的八辆汽车，殴伤一名司机，然后四散而去。当地商协汽车业分会，向蚌埠党政军联席会议、公安局、商民协会提交报告，请求主持公道，彻查并法办暴动首领。但时隔数日，仍无结果。

上海《申报》4天后获得的消息是，蚌埠当证据联席会议于3月20日召开全体会议，特将人力车夫案提出讨论，其议决的结果是，由四十八师政训处、市政筹备处、市公安局、总工会、总商会负责调查双方纠纷真相，而后再做处理。

从其数日未决，可知已构成对当局的一大困扰。对正接受第二次工业革命洗礼的而言，1920年代末期所接受的冲击可谓天翻地覆。很多传统行业开始出现危机，包括大都市的人力车夫，他们面临饭碗被汽车业抢夺的现实困境。经过多次博弈后，他们有时会选择暴力进攻为挽回败势的手段。

1929年，人力车夫制造的冲突不仅发生于蚌埠，还在杭州、汕头、合肥、江阴、扬州、镇江和北平等地上演。其表现形式亦多样，蚌埠的暴动主要因争停车位而起，镇江的罢工则缘起于车租的多少，杭州人力车夫与汽车业则是运行线路之争。

一

江苏镇江整个城内见不到一辆黄包车。

当地人力车夫的罢工，始于1929年4月22日，对当地人的出行构成很大不便。他们首先要求减租，而后要求减车。当地国民党党部及公安局进行调停，但并无效果。据称镇江的人力车夫，素无组织，所以谈判进行起来颇为困难。

关于减租的情形是这样的。镇江共有十几家车行，其中大同车行的黄包车品质最佳，车租也因此较为昂贵（每辆大洋半元），其他的车行则每辆租价均为960文。有一家新开的捷安车行，其创办人姓戴，共有250辆车。因为供过于求，所以该车行每天积存了很多空车。为了改善经营状况，戴老板遂于4月22日偷偷降低了租价，以每辆560文出租。这相当于打了不到六折的价位。这项消息流传出去之后，其他车行的车夫认为，各车行租价贵贱悬殊，并不公平，自己所在车行的租价也应降低，于是起而罢工。

这些罢工的车夫，将黄包车全部交还车行，然后据记载京畿岭、新西门、大市口等重要地段，禁止来往各黄包车车通行，勒令他们即刻将车交还车行，包括 捷安包车 的车夫也不许拉客。其中新西门是镇江城内外出入的重要孔道，300多罢工者聚集在桥上，声势颇为壮观。警察闻讯而来，但因罢工者并无进一步骚扰情事，所以并未加以干涉。

罢工开始后，各个车行的车夫都推派了代表去所在车行请愿，要求减低车租，达到捷安包车一样的价位，否则他们拒不复工。他们的态度看上去颇为坚决。各个车行的经理，见罢工的导火线在捷安包车的降价，遂与捷安车行直接交涉，寻求解决办法。

当时正处于训政时期，权力结构中以党权为最大。镇江县国民党党部见此事关系治安，颇为紧急地致电县政府、公安局开会，要求尽快搞掂此事。公安局接电后，即要求各车行经理到局里谈话。

在协调的过程中，镇江罢工的车夫有所让步，诉求由将车租降为560文，改为不得超过720文 即原租价的七五折。但各车行的老板都表示，经营状况不佳，如果这样减租，车行难以维持。双方协商多时，未能达成共识。在这种情况下，虽公安局谕令车夫复工，但车夫坚决不肯，风潮却未能平息。

一直到4月24日晚，在公安局发出布告勒令复工，并允诺3日内推举代表会商条件后，事件才出现转机。

按《申报》4月25日第10版报道，镇江人力车夫进来对于车租虽有嫌贵心理，但并无罢工诉求。22日虽有捷安公司减租的触动，但并非罢工全部原因，其中还有一方因素为： 某方面欲将新车公司之车额减少，故趁机鼓动风潮，俾尽人皆知供过于求之势，而可以达其目的。 但罢工开始后，车夫诉求焦点始终在减少租价，对车额（数量）问题并不关心。

据称，此次镇江人力车夫罢工，事发突然，并无事先任何准备，也因此罢工后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最关键的减租诉求点上，有的参与者主张540元（比捷安公司的租价还低20元），有的主张600元，也有人主张720元，莫衷一是。并没有一个罢工的领导者，当政府和车行想要与车夫接谈时，发现无人负责。这是颇为奇怪的一个现象，在长达三日的罢工期间，人力车夫并未主动推举代表与车行及政府谈判，也未提出带有一致性的具体条件。

公安机关维持秩序的同时，政府还派建设厅委员贾祝年、建设局委员吴中畯等人，沿马路对各车夫进行劝导，呼吁他们早日复工，以免发生意外。

镇江县党部设有颇能彰显训政体制特色的民众训练委员会（民训会），该委员会也于罢工的第二天（4月23日）下午5时召集建设厅、公安局、建设局及车行公司等各方代表，在党部开会。因罢工车夫并无领袖人物，故由徐督察长将其中叫马大、王四的两个车夫叫来，询问意见。民训会提出三种办法，供与会者讨论：设立停车场；减少车额；减少租价。因讨论多时，也没有一致意见。最后，会议组织者决定，限令车夫马大、王四二人组织车夫代表十人，先到交通车公司谈话，然后再由党部召集有关各方开会，共商办法。

罢工的人力车夫也曾在镇江大树岗召开千人大会，他们商定，对于车额问题（减车），既然官府已经开放数额，不便减少，但租价必须要减，最低限度也要减到每日720文。另外需设立停车场，以便车夫休息。有个叫马二的车夫当时发言说，车行也有苦衷，他主张减少车额，反对减少车租。他的发言遭到大家的反对，认为其袒护车行，群起殴之，并用泥涂其脸面羞辱。

镇江当时是江苏省省会。江苏省公安局介入了此事，他们以罢工于交通、治安均有妨碍为由，召集镇江九家车行代表，到局会议。会后则发出谕令，限各车夫于24日晚6时，全部复工，22日所缴的车费直接冲抵25日租价，不必另行缴纳。各车夫如有任何条件，可于复工后3日内，推举代表到公安局声明，以便进一步洽商。为防止车夫观望不予复工，公安局又令清道队到各公司拉车，作为倡导。同时，在马路和各车行，增加警卫，以防车夫再聚众罢工。

车夫陆续都复工了，虽然租价还没最后谈妥。这是无领袖组织的松散罢工的结局。因降低租价而引发此次罢工的捷安公司也遇到了麻烦，其他车行以此为理由，准备将罢工损失进行统计，而后向捷安公司索赔。

不知是否受人力车夫罢工事件影响，在4月初刚刚连任镇江县建设局长的戴尔竞，于4月25日离职， 另候任用 ，局长职务由罗觉充任。

二

和镇江的人力车夫罢工不同，1929年4月初杭州的类似行动，则充满了暴力性，不仅多家汽车公司的汽车被砸毁，还有乘客被殴伤。杭州公安局长杭毅因对事件处理不利下了台（杭州事件细节可参见笔者的《1929，汽车与人力车的较量》一文）

杭州罢工事件的主使者，被官方认为是绍兴人毛阿春。事后毛阿春避难到上海，意图销声匿迹，但很快被线人探知，老闸捕房包探车学曾与西探（洋人探员）在福建路将其查获，带入捕房收押，并解送到临时法院第一法庭。因罢工发生地点在杭州，所以探员请求将审判延期，等候杭州公安局派员来提被告归案。周先觉推事（法官）对毛阿春略讯一过后，即饬押候改期再讯。很快，杭州地方法院派人将毛阿春带走。毛阿春后来作何判决，不得而知。

杭州事件，起因在人力车夫与汽车的线路之争。在江苏江阴，1929年12月初，也发生人力车夫罢工案，其缘起又有所不同。江阴共有黄包车200余辆，车行成立工会后，由郭保春等任委员，他们开会议决，定于12月1日起每辆车每日征收车夫50文，以作工会经费，由公司代收。此举遭到车夫群起反对，引发3日的罢工。后经国民党工整会介入调停，车夫答应4日先行复工，他们答应每日可提钱20文，交工会收存。人力车工会各委员，感觉事情棘手，全体递了辞呈。

因《申报》位于上海，故报道周边省份的事件较多。1929年人力车夫的罢工案中，扬州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地方，其罢工反复多次出现。

第一次罢工发生在3月22日的扬州江都。因县长陈南轩欲整顿市政，设立停车场，不准黄包车沿街乱放。而黄包车夫习惯难改，与警察发生冲突，为达到自由停放目的而发起全城罢工。有个别未参与罢工者，在街道拉客时，也会被其他车夫所阻止。

促成此次罢工的另一原因是，当地人力车夫日前遭受拉夫损失，他们想要免除三月份的车捐。罢工开始后，参与者并未对行政部门提出具体的诉求。陈南轩县长一面函请商团协助警察加班巡逻接到，一面会同商会王主席协商解决办法。

罢工一开始，还相对文明，仅集会游行，稍晚则将各处安置的停车场木牌，全部毁去。陈县长闻讯震怒，命令公安局出示布告，称：无故结社集会，本为法律所取缔，今该车夫等竟敢公然集合千余人，沿途乱毁停车木牌，似此行为，保无其他反动分子主持其间？仰即查拿究办，至该车夫等认为停车场太少，准即僻地安置，但须赶速复业，毋为反动分子所利用，而蹈法纪。

国民党原是效法苏联的列宁式政党，在一些社会事件中，动辄扣 反动分子主持其间 的大帽子也并不奇怪。从公安局的这份布告，亦可知晓，设置停车场虽为现代文明所必备，但江都的政策存在所设停车场过少，未顾及车夫停车困难的问题。这个布告发出之后，人力车夫们认为多设停车场可行，遂于23日午后复工。而他们此前所遭受的拉夫损失，官方并未回应，车夫们也无力争取。

所谓拉夫损失，指的是1929年2月间，蒋介石麾下的陆军新一师师长岳维峻的部队过境扬州时，雇去黄包车二十多辆，未能全部返还。据统计，车辆损失共1400余元。

到了这年六月，商会开始出面解决黄包车被征用的问题。扬州黄包车行，分大小公司，股份多车辆多的是大公司，小公司则只有三五辆甚至一两辆车，有的租给车夫，有的甚至就是自己拉车。最初传出的说法是，小公司按所拥有的车数出钱（一辆车出四角），用于赔偿被征用的车辆损失（《申报》1929年6月20日）。但后来的消息是，商会出一半钱，车夫再出一半钱，不分大小公司。扬州共有人力车1600余量，与商会共同摊款可一次性弥补完征车的损失。这个解决方案终究还是骇人耳目，政府军队征用黄包车，政府不予赔偿，反要黄包车夫出钱解决。

这个方案当然引起黄包车公司的不满，有700多车夫于6月18日罢工。此前出面摊款的是车行中一个叫刘振安的人，如果不是警察制止，他在南门街车捐征收处，就被游行示威者游街了。

陈县长无奈之下，只好宣布暂缓征收。在发布的文告中，陈县长这样说： 据报本日黄包车夫，因征收车捐人员，代商会随捐每辆收洋四角，弥补供应军队损失一案，要求取消，实行罢工等情，查商会请求带（代）征，原系赔补车主损失，如果各车夫认为办法未尽妥善，尽可详述理由，呈请官厅核办，何得动辄以罢工为要挟，仰该局长迅即驰往劝谕，立刻复工，听候处理，如有聚众滋扰及结队游行情事，准将为首人拿解来府，以凭法办

秋后算账时，总是为首人遭殃。这也是前文所述的镇江罢工案中，总没人出来挑头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陈县长发布布告，宣布暂缓征捐后，黄包车夫就复工了。

但到了11月底，有一件事引发人力车夫不满。扬州建设局出台规定，于12月1日举行黄包车登记及检验制度。11月28日上午8时，数百车夫聚集在天宁门外，一致表达反对登记检验之意，而后进城分别前往广储门、运司街、皮市街等处，见有拉客之车，即上前阻止，并扎破车胎或将车打坏

建设局王局长呈报陈县长后，公安局即派队制止。同时十三旅司令部也接到电请，如有重大风潮，则派兵协助。抓捕行动开始，全副武装的警方在广储门抓获了为首的车夫胡宝有，又在东关街拿获了 暴动车夫 张四、李金、杨如意、汤原慕四人。在马监巷拿获的李欣然及一个叫小王的车夫，也一并被解送到县府听候法办。另一为首车夫赵三，则成功逃脱。

黄包车夫处于社会的底层，这从镇江、扬州罢工车夫者的名字中即可看出。马大、王四、马二、赵三、张四 他们甚至不能从父辈那里得到一个正式的名字。上海有一份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在1920年代，每到圣诞节前夕，即募集捐款，送黄包车夫福音会，为贫苦的车夫购置衣服和食物。1929年12月15日，该报照例启动募捐，吁请各界好善人士，怜悯车夫生活之艰困，如有捐助，可送浦滩17号字林西报馆，并于信封上标明 黄包车夫赈济金 。

原本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力车夫，抗风险能力很低，一旦遭遇资本或权力的挤压，即处风雨飘摇中，生计或出现问题。即将进入1930年代，他们面对的更严肃问题是，汽车的渐次流行，在技术层面构成对黄包车的颠覆性打击。

三

一个叫容展的作者，在1929年发表了《黄包车的消灭》文章，内称：半个世纪以前，在日本号称主要运客工具的黄包车，现在因为受了公共汽车的竞争，将有消灭的可能。近据日本报纸载云：在横滨有两轮泰克赛车的驾驶人七十一家，在横滨海关圈地，及海滨一带分设车站。现向市政当局要求一种救济的限度，以便维持他们的营业。至于要求的理由，据说他们在横滨街道上，不能和成群放肆的公共汽车前去竞争，而且在重要街道新添的电车轨线，也是他们减少收入的对敌。

容展说，现查横滨有黄包车夫约近1500人，在电车新轨铺设完全以及修复地震所损之路线以后，外加公共汽车、泰克赛车的逐鹿，渐有不容黄包车生存的可能。其所以苟延残喘者，只有郊外或电车汽车不能驶行的街道，还可见到黄包车的踪迹。总之，天演淘汰，在此机械时代，不再需用人力的黄包车，踯躅于街道之上哩。

彼时，日本一直作为效仿的先进国家而存在。日本黄包车的没落，也预示了人力车夫的暗淡前景。知识界多能以天演与进化的眼光看此问题，而社会活动家则因此多了组织罢工和反叛的机会。

发生在1929年的北平人力车夫请愿事件，更能彰显新技术冲击下传统车行的危机。北平人力车夫请愿的消息，在5月9日即被媒体侦知。《申报》这天发出的专电称，北平四郊人力车夫四百余人，定明日在市党部集合，赴市府请愿，限制长途汽车营业。 限制长途汽车营业 ，这种有违市场竞争法则的诉求，在当时的人力车夫看来，却是那么理所当然。北平市府担心滋生事端，与党部商议后，请人力车夫推举代表请愿，不必集合群众。

在政府和党部的干预下，冲突未立即爆发。到了6月，开设环行电车的消息传出，计划7月实行，又引发人力车夫的抗议，导致环行电车开通延期。7月8日还发生一起暴力冲突，电车司机和售票员被人力车夫殴伤。但到了8月6日，环行电车还是通车了。

冲突在这个夏天开始升级，8月9日的《申报》发布的专电称： 北平东郊人力车夫工会成立，即与警察动武。今工会令解散。 这月的月底，因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准备将自有的香山慈幼院汽车售票搭客，所得用作公益，被人力车夫认为是 夺其饭碗 ，又引发了一场请愿事件， 打倒熊希龄 的口号也被提出。人力车夫工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8月30日，数百人力车夫甚至包围北平五区警署，殴伤巡警。在第三十八师一部及宪兵一营保安队一队的镇压下，才得以平息，有为首者三人及协同者十余人被解送地方法院。

最大的冲突发生在10月下旬。人力车夫发生暴动，捣毁电车工会，沿途拦截电车打砸。按照中央社的报道，此次工潮，原因起于总工会改选，工会领袖张寅卿鼓励车夫沟工队、清道队、市工程队武力防护，致肇事端，另外，铁山寺和尚此前受电车工会压迫，也鼓励人力车夫天桥支部、花市支部参加，捣毁电车及电车工会。胁迫和利诱，是此次工潮的两种原因。

11月6日上午8时，北平警备部用两辆汽车，将人力车夫暴动案工会监执委员之指使者陈子修、贾春山、马文禄、赵永山拉出，绑赴天桥刑场执行枪决。随后布告罪状，称四人煽惑人力车夫万余人，分别指挥捣毁电车，扰害公安，破坏秩序，经电呈阎总司令（阎锡山），并转奉国府电准，已找戒严条例及惩治盗匪暂行条例第一条第六款，判处死刑。余犯分别轻重，依法惩办。

8天后，北平商协等五团体，还呈文国民党民训会，请转函北平市府警备部，呼吁释放久押未判的人力车夫。民训会为其代转。这说明，当时民间团体对人力车夫还有同情之意。

在与汽车业的冲突中，人力车夫终是弱势群体。但同情归同情，当时的智识阶层，也认识到时代趋势所在，传统交通行业的衰落势所难免。正如在杭州人力车夫风潮过后，《申报》在一篇评论中所言，称冲突是进步途程中的必然现象：

何以说是必然现象呢？因为社会上一种新事业的伸展，必有跟新事业相对的一种甚或两种以上旧事业因而渐就淘汰。在此等过程之中，很容易引起智识浅陋的人们的误会。虽然他们也无非是力求生存，但因为程度的关系，时常免不了一种蛮性的表现。他们的知识程度，既不能有什么远见，自然以为除此以外便不是办法。假使是受过训练，能够明白事理因果，知道一事业的兴，一事业的废，并不是什么损失，而且新事业的开展有无穷希望，那还会出之以蛮性的盲斗吗？所以尤其是被侵略的民族，产业落后的国家，失业的恐慌之在四周相逼的社会，容易有那种事件发生，要说不是必然现象，将怎么说呢？